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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科组】“痴”与“狂”——试论贾宝玉与狂人         
【语文科组】“痴”与“狂”——试论贾宝玉与狂人
作者:陈观子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1975 更新时间:2015/12/31 16:12:10

“痴”与“狂”  

——试论贾宝玉与狂人  

摘要:贾宝玉“痴”,狂人“狂”,他们都有“疯”性情。他们孤立而清醒。孤立,是因为他们坚持个性;清醒,是因为作家主体的清醒。他们的清醒处在不同的层面上,其反抗也处在不同的层面上。但没有前代的觉醒,就没有后代的抗争,在对封建礼教的反叛上,贾宝玉与狂人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是从封建母体中诞生的,由封建统治的异己力量培养出来的逆臣贰子,从这个角度看,贾宝玉可算是狂人的遥遥先驱。  

关键词:贾宝玉   狂人      坚持个性   先驱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颗“金刚钻”,它是一曲封建贵族叛逆者的赞歌;《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声“春雷”,它是一份思想界战士反封建的战斗檄文。《红楼梦》和《狂人日记》的主人公——贾宝玉和狂人,分别以其“痴”与“狂”,屹立在中国知识分子反封建长河的两个不同定点上,担负了不同的时代使命,体现了互有联系但又不尽相同的历史内涵。

将贾宝玉和狂人相提并论,首先因为他们都有“疯”性情。

先看贾宝玉的一幅肖像速写:他自己被烫了手,倒问烫了他的姑娘疼不疼;他自己被大雨淋的水鸡儿似的,反提醒一位姑娘避雨;没人在跟前,他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看见鱼儿就和鱼儿说话;见了星星和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不用说确实有点“痴病”,有点“疯”的。

而狂人,看来更“疯”。如果说贾宝玉的“痴”更多的来自先天的话,那么狂人的“狂”则完全由于后天的被迫害。从精神病学的角度(写实的角度)看,狂人也的确真狂人,这可从他的“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看出。比如将赵家的狗和书上记载的海乙那看成是大哥和老头子他们的同谋,并且早已接洽。将下饭的一碗蒸鱼看成是“同那一伙吃人的人一样”,将给人诊脉的医生看作是“揣一揣肥瘠”的刽子手,将李时珍《本草纲目》上反对以人肉医治痨病的记载说成是“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十几篇日记,记录了一个“迫害狂”患者从发病到最后趋于病愈的过程。

其次,贾宝玉和狂人都是最孤立的人。在和周围人的关系上,表面看来,他们似乎有天壤之别,贾宝玉自幼受到优宠,处在“菩萨哥儿”的中心地位;而狂人,因为“二十年以前,把 古久 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便受到以赵贵翁为首的各方的迫害,大哥甚至将他关了起来,“宛然是关了一只鸡鸭。”但细细推究,他们却都是与环境格格不入的。看,无论大人、小孩、女人、路上的人、家里的人、赵家的狗、碗里的鱼,无不想吃掉狂人,连他的大哥,也当面给他罩一个疯子的名目。贾宝玉呢,又何尝与他的那个社会、与他所属的阶层相互协调呢?贾府上下,除了林黛玉,谁也不能理解他。有人说他是“孽根祸胎”、“混世魔王”,认为他“乖僻邪谬,不近人情”,认为他“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轻一点说也是有“痴病”……这样看宝玉的,不是他的仇人,而是疼爱他的母亲、祖母和“恨铁不成钢”的父亲,他们都代表了当时最正统的思想观念。

但,贾宝玉真“痴”,狂人真“狂”吗?不。若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拨开贾宝玉和狂人表面“痴”、“狂”的迷雾,却是一颗比谁都清醒的心。正如 鲁迅 先生指出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吃人之筵,延续千年,然深究而洞察之者,独狂人而已”。正所谓“世人皆睡我独醒”。

贾宝玉的清醒,体现在他看到女性的悲剧。所谓悲剧,鲁迅说:“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贾宝玉看到女性的悲剧,首先决定于他看到女性的价值。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里,女性是没有人的价值可言的。但这个贾宝玉,对女性价值的肯定不免石破天惊,用他的影子甄宝玉的话来说:

“这女儿两字,极尊贵,极清净,比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要尊贵无比呢!”  

而男性,却几乎是一种多余的类别:  

“他便料定,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物而已。因为有这个呆念在心,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沌浊物,可有可无。”  

同样的社会,在不同的观念中,男和女恰好前后错位,不仅如此,贾宝玉还把自己的全部生命投放到怜香惜玉的事业中去。可是,就是这些“山川日月之精秀”,却无一例外是“薄命司”上注定没有好结局的人:结婚未及一年被折磨而死的是贾迎春,远嫁海隅的是贾探春,青春守寡的是史湘云、李宫裁,因人性受抑而走火入魔后被强盗掳去的是妙玉,无端被逐羞愤而死的是晴雯,因几句嬉话被逼跳井而死的是金钏儿,一被拐二被卖三被虐待四难产而死的是香菱……这些美丽的生命就这样一个一个遭到了毁灭。这些生命的毁灭,实质是人的毁灭,是真善美的毁灭。既然人不复存在,只剩“渣滓浊物”,真善美不复存在,只剩假恶丑,那么,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可值得留恋的呢?贾宝玉勘破了悲剧,也就勘破了人生,勘破了社会,终至走向了虚空,走向了决裂。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贾宝玉之清醒,不是来自理性的认识,而是来自直观的感受,实际上他没有深究过悲剧的根源。他只闻到男人的浊臭逼人,因为他们混迹“仕途经济”;他看到女儿的清纯如水,因为她们远离“仕途经济”;又看到“女孩儿未出嫁,是一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了许多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了光彩宝色,是颗死珠子;再老了,更变得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这是因为“染了男人的气味”,也即染了“仕途经济”的气味。但,为什么走“仕途经济”就非臭不可呢?他没有探究过或说无从探究。在我们今天看来,造成“仕途经济”之“臭”的,根本是制度,而不是这条路的本身。造成女性悲剧的,也根本是制度,而不是男性。在那样的社会里,女性“命薄”,男性又何尝“命厚”呢?贾瑞不是死于风月镜,贾宝玉不是失望于不自由吗?可见,贾宝玉的清醒,是只看到了悲剧现象,而没有看到悲剧实质的清醒。

和贾宝玉相比,狂人则清醒得多,也伟大得多。他看到的,不仅仅是女性的悲剧,而且是整个社会的悲剧——中国的历史,是一席延续了几千年的吃人盛筵;他看到的,不仅仅是悲剧的现象,而且是悲剧的实质和根源——封建社会的杀手锏,是温情脉脉的“仁义道德”。他说:“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贾宝玉所缺乏的,正是这种研究精神,而狂人,贵就贵在这种研究精神。

开始,他看到了“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到。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都铁青。”而家里的人的眼色,“也全同别人一样”等等一系列的现象,他“纳罕而且伤心”、“奇怪”、“猜不出底细”、“我那里猜得到他的心里,究竟怎样。”这情形和贾宝玉是一样的,比如贾宝玉在晴雯无端被逐后,追问青天:“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何等滔天大罪。”这种疑问的提出,无疑是可贵的。但就在这节骨眼上,贾宝玉和狂人拉开了距离。鲁迅说贾宝玉对青年女性:“昵而敬之,恐拂其意,爱博而心劳,而忧患日深矣。”但贾宝玉除了“心劳”,除了“忧患日深”外,他有没有真正研究过,从而使自己从“不知”到“知”呢?没有。或者说,他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但狂人不同,他观察现实,不明白就要问:“你告诉我!”他“不甚清楚”就“翻开历史”“查”,并且“仔细看”,一直看到“字缝”里。就这样,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横经竖纬的对比,研究,他终于一步步的清醒再清醒,明白再明白。 王富仁 博士指出:在《狂人日记》里,鲁迅实际写出了“狂人”觉醒的三个层次:首先,一般地认识到社会吃人,周围的人吃人;继之,认识到他的亲人吃人,他的大哥吃人;最后,认识到自己也曾吃过人。这三个层次是“狂人”对封建思想、封建伦理道德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

狂人还分析了各种吃人的人:有善人,有恶人,有觉醒者,有未觉醒者,“一种是以为从来如此,应该吃的;一种是知道不该吃,可是仍然要吃,又怕别人说破他”,还有一种(比如“我”)是不想吃,反对吃,但不知不觉中也吃了,并“在其中混了多年”。这最后一种的发现,可说是最核心的发现,它一针见血地点出“仁义道德”“不但是一些有形的规定,而且也是一种无形的观念意识的整体”,所以,“在这样一个思想意识机体中成长的人是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和浸染的,是不可能从自己开始便实现与传统观念的断裂性变化的”。在这里,我们不是应该从中得到启迪吗?作为觉醒者,我们首先要引导未觉醒者明白“不该吃”,然后到“反对吃”,在反对别人“吃”的同时,亦要时时反省自己,解剖自己,批判自己,才能逐渐抛弃自己身上因袭的思想重负。逐渐接近乃至成为“真的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顾城《一代人》)。狂人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咀咒吃人的人”,“要劝转吃人的人”,但当他意识到连自己也无法作断裂性的改变时,他便把中心意向指向世代交替的新生一代,呼唤“救救孩子!”这是狂人彻底反封建之所在,亦是他的幼稚性之所在,这种意向的指向带着明显的空想色彩。未来的孩子,也不可能活在真空里,既然非得在尘世里生活,就不可能一“尘”不染,何况“救孩子”的人,终归还是“吃过人的人”。

从上面的对比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于人世的悲剧,贾宝玉看到了一部分的悲剧现象;对于为什么有这种悲剧提出了怀疑,但没有找到答案;当然也不能采取积极性的行动。而狂人,看到了悲剧的全部。和贾宝玉相比,这不仅是量的增加,关键是质的飞跃,因为狂人看到了问题的实质所在,并能采取比较积极的行动。贾宝玉最后所走的决裂道路,是“救出自己”;狂人最后所呼唤的决裂道路,是救出全人类。

为什么贾宝玉和狂人都能在“世人皆睡”的情况下“独醒”呢?这决定于作家主体的清醒。《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狂人日记》的作者鲁迅,有着相似的家庭出身:生于没落的封建贵族家庭。文学史上的许多例子表明,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诗人(艺术家)的不幸是诗歌(艺术)的大幸。家庭的变故与破产,使曹雪芹与鲁迅亲历了陵谷沧桑和炎凉风霜,同时亦使他们有机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在不幸中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创造出具有审美价值的作品,正如鲁迅所说过的:“有谁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认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他们看见了世人的真面目,也就看见了社会的真面目,看见了上层社会的腐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由于有所比较,因此,他们更能清醒地独立于世。他们不仅从一己的经验中去体验人生,而且从自我伤逝的筋斗中翻出。曹雪芹超升悲天悯人的精神境界,鲁迅则投身于救国救民的洪流中,作家本人洞察世情的双眼,在作品中,便是他们所钟爱的主人公的双眼。

但,清醒的贾宝玉和狂人,为什么都是“疯”的?

一方面,因为他们都是有个性的。封建社会之所以不合理,其本质之处在于它是扼杀人性的。许多进步的思想家艺术家都不约而同地秉承了个性主义以实现对封建主义的冲击,曹雪芹和早期鲁迅也不例外。时代的先觉者呼唤着社会的理解,但在强大的历史惰性面前,沉溺于封建文化罗网中的庸众是难以理解,也不屑于去理解他们的。这样,势单力薄的有个性的人必然被占绝对多数的所谓“正常人”斥做不正常,伟大的艺术家曹雪芹和鲁迅都曾被他们的社会列入“疯子”之列,这种荒谬性体现在作品中,便是贾宝玉的“痴”和狂人的“狂”。

另一方面,在本体论上,曹雪芹认为社会中除大仁大恶者,都是“正邪两赋而来一路之人”,这样的人“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己卯本第十九回脂批),这样的人“上则不能 成仁人 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奸大恶——置于万万人之中,其聪明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贾宝玉正是这种正气邪气兼而有之的“今古未见之人”。同时,在思想性格上,曹雪芹本身,也是“离经背道”的“放浪子弟”,用诸如“佯狂”、“傲世”等词语形容他,不会有错。曹雪芹虽说没有像贾宝玉那样生活于“钟铭鼎食之家”(曹雪芹的家在他未出生之前已开始衰落,四五岁时被抄家)。但贾宝玉的内在思想性格却实在是少年曹雪芹的翻版。“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可见贾宝玉的“痴”来源于作者曹雪芹的“痴”。

而鲁迅塑造狂人,主要是为了表现主题的需要,西方心理学家瑞恰慈说:“一个疯子把各种古怪的思想撮合在一起的能力比我们每个人都强。”鲁迅是学过医的,自然了解这点。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小说思想蕴涵量的张力,作者通过狂人的思维,充分运用语言的双关性和多义性,将残酷的现实与野蛮的历史糅合在一起,把具体的感受和抽象的情绪凝结在一处,以此囊括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本质,加强了作品主题的集中性和批判的力度,起到发聋振聩的效果,这种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独特使鲁迅与曹雪芹殊途同归,共同塑造了“疯子”典型。

那么为什么狂人比贾宝玉更清醒,贾宝玉比狂人更悲观呢?

我们不妨先从时代背景上来考察。

贾宝玉和狂人都生活在封建社会的晚期,但所处的阶段各不相同。

中国封建社会从战国开始,历史如老牛拉车般拖沓了两千多年,发展非常缓慢,几度兴衰,改朝换代,但不易其经,孔孟之道,一以贯之。到了满清王朝,经历过清初激烈的民族矛盾、阶级斗争,社会相对稳定,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了顶点,竟又至盛世。可惜,“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封建社会这时已是暮年,所谓“乾隆盛世”,不过是它的回光返照。“忽喇喇似大厦倾,阴惨惨似灯将尽”的贾府,便是这个社会的写照。在“神采奕奕”的背后,是难以掩饰的千疮百孔:土地兼并,政治腐败,统治阶级内部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他们“一个个都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在这个时代,“到处淤积着陈腐和糜烂,到处布满了恐怖和不幸,任何人都似乎不配有好的命运。”“年轻的有生气的事物,被压抑在老大沉重的封建僵尸底下,呻吟而又挣扎着”。贾宝玉便生活在这样一个令人窒息的时代。

这时,在思想文化上,虽早已产生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民主思想,启迪了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的心,可这沉重而艰难地露出“尖尖角”的民主思想却无法发展壮大。一方面,此时毕竟还处在封建社会的浓夜。另一方面,残酷的文字狱,扼制了进步思潮的兴起。而欧洲的启蒙运动还处在初期发展阶段,地处远东的中国,闭关自守,启蒙的春风,自然是难渡“玉门关”了。所以,贾宝玉在那四壁的高墙下,所能偷偷接触到的,是从古书中诸如《牡丹亭》、《西厢记》里得来的一些冲击程朱理学的反叛思想,而前面的历史演进的曙光,他是难以看到的。《红楼梦》就是一个绝大的悲剧,工笔描绘了明中叶以来开始勃兴的具有近代意义的个性解放和个性觉醒根本不可能在以礼教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延续生长的历史事实。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古老的大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深重的灾难,但同时也大大地震惊了国人。睁开双眼看世界,人们不得不在冷静中惊讶西方的进步,痛感自己国家的落后。从此,救亡图存,风起云涌,进步人士,奔走疾呼,给人们带来了一缕缕“春”的气息。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转折时期,中国这片悠悠古旧的神州大地上,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人牵起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思想启蒙运动,其主要内容是批判中国封建主义旧文化,推介西方民族主义新思想,以及由此引起的中西文化大论战。但很快,这场民主主义的思想启蒙,便让位于辛亥革命的政治军事斗争。

辛亥革命后,中国陷入名为民主共和实质更为黑暗的封建帝制。但可贵的是,一批批到外国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知识分子回到祖国,他们以崭新的面貌超越了前一代的梁启超等人,表现在他们已经在民主主义和科学思想的教育下形成了新的世界观、新的思维方式。民国初年,“是噩梦挂在悬崖”的岌岌可危的现实,一方面加剧了他们的精神痛苦,另一方面也激起了他们的反抗情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进一步促使他们认真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重新思考中华民族的命运。胡适、陈独秀等以《新青年》为阵地,掀起了“影响深远的文化思想领域的革命”。而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了马克思主义,给“五·四”青年尤其青年鲁迅的心带来了“新世纪的曙光”。

时势造英雄,不朽的狂人,便产生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和前人贾宝玉相比,他有机会经受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和思想文化熏陶的精神磨砺,甚至初步接触了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狂人日记》就是奉先驱者无产阶级的将令而写成的,他有机会感受到人心思变、社会变革的时代气息。如果说贾宝玉面对的是从政治、经济、伦理道德一切都江河日下辉煌岁月一去不返的封建贵族王国。那么狂人面对的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过渡的思想革命时期。

毛泽东说:“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更觉悟。”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五·四”运动时期的狂人比二百年前的贾宝玉更广大更觉悟。也不难理解,在贾宝玉反叛的血液中,郁结着的是更多的悲观的意识,因为他能找到的知音更少,看到的光明更微弱;在狂人反叛的血液中,奔流着的是更多的呐喊向上的激情,因为他能找到的知音更多,看到的光明更灿烂。

再从作家的人生观和社会历史观的角度看,也不难找到贾宝玉与狂人悲观与乐观分化的根源。

曹雪芹的哲学思想——色空观是具有幻灭色彩的东方人生观。在他看来,一切都是徒劳的,所有的功名、富贵、人伦、欢乐到头来都是一场空,人生注定是无可逃遁的悲剧。这种悲观主义的宿命的阴云,沉沉地缱绻于整部《红楼梦》的骨髓深处,自然也逐渐积聚于贾宝玉易感的心底。与此相联系,曹雪芹的社会历史观是循环论,它所遵循的是“水满则溢,月满则亏,登高必跌重,乐极生悲,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不是人力能可常保”这样一种规律,可见,他并没有诸如“社会进步”的近代观念。所以,他虽然塑造了带着进步光泽的贾宝玉,但在“盛筵必散”“乐极生悲”的哲学面前,他为贾宝玉所选择的决裂道路只能是全盘地抛弃了社会,遁入空门,而并没有发挥贾宝玉本身所具有的新质因素的积极作用。

相反,鲁迅的人生观是革命乐观主义。他说:

“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

“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

“人类总不会寂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乐观的。”(《鲁迅全集》第1卷第192页)

他当时的社会历史观是进化论。在科学上,虽然这还够不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但他要求以新制度代替旧制度,也确信这个要求和理想必然能够实现,坚信将来必胜于过去,这就使他为处于似乎毫无希望中的狂人设置了一条有希望的路,这是一条与贾宝玉的终极走向完全不同的路。

由此可见,贾宝玉与狂人处在不同的思想层面上。但我们也须看到,没有前代的黄宗羲、王夫之,就没有后代的梁启超、胡适、陈独秀;没有前代的曹雪芹,就没有后代的鲁迅。同样的道理,狂人也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万丈高楼平地起”,没有前代的贾宝玉,就没有后代的狂人。

首先,在前面已论述过,在对现实认识的清醒度上,狂人是在贾宝玉的基础上的再开拓,再发展,再深化。解决问题总要经过三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贾宝玉对现实的怀疑,已经是在一定程度上跨出了“发现问题”这一步了。“发现问题就是解决了问题的一半”,所以,“发现问题”这一步不容忽视。幼芽和参天大树相比,看起来确实微不足道,但我们若倒过来思考,不是可以得出“没有幼芽,就不可能有参天大树”这个结论吗?

其次,从血缘关系来说,贾宝玉与狂人是属于同一血统的。

如果我们站远一点的距离看《红楼梦》,就会发现,贾宝玉说到底还是个封建贵族公子哥儿,但他亦是封建统治的异己力量培养出来的逆臣贰子,至少他的进步思想、进步言行是对封建统治阶级一定程度上的“倒戈”。可以说,他是一只脚踏在新思想的门槛上,而另一只脚留在中世纪的行为规律中而不自觉。而狂人,又何尝不是封建家庭里的公子呢?他过去受的也是封建教育,“也胡涂过去”,也“曾吃过人”。不同的是,比贾宝玉时代更新的时代的召唤,终于使他的双脚都从中世纪中的拔了出来,实现了全面的“倒戈”。

如果我们将贾宝玉和狂人衔接为同一个人来看的话,我们会清晰地看到中国近、现代的先进知识分子所走过的路。纵观中国历代文学,我们几乎无法发现任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新的资产阶级人物形象。他们后一代的“先进”,往往比前一代的“先进”有所突破,有所更新,但无论如何“新”,他们都不可避免地打着旧思想的印痕,或深或浅。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实业资本家远没有西欧资产阶级那样光辉的历史,西欧资产阶级是从初期的作坊主一步一步挣扎出来的。它的母体不是地主阶级,也不是封建官僚,他身上流淌的血液不是地主阶级给予的,也不是封建官僚给予的,相反,它一出生,便受到封建贵族阶级的极度仇视与压迫,因而它的身上极少带有封建阶级思想观念遗传的因子,所以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这个阶级是以一个独立的阶级出现的,它拥戴了自己的领导者,培养了自己的知识分子,和贵族僧侣阶级做壁垒分明的战斗。但是中国的实业资本家,从一开始便是从地主阶级的母腹中降生的。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乃至无产阶级(以他们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代表),是在不断的斗争中逐渐摒弃自己身上因袭的腐朽的传统思想观念的因子,从自发到自觉,从幼稚到成熟的。他们所走的道路,是对他出身的阶级的背叛或扬弃。这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进化”,从这个角度看,贾宝玉可不可以算是狂人的遥遥先驱呢?

[此文发表于《现代语文》2010年第1]  

文章录入:语文科组    责任编辑:语文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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