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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辉侃语文】(第十三期)学校教育的“囚徒困境”
作者:《大家语…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412  更新时间:2018/1/29 11:15:43  文章录入:语文科组  责任编辑:语文科组

 

相信我们做老师的,做家长的,无时无刻不在为孩子的教育问题焦虑:怎样让学生、孩子考出好成绩,考上好学校。我曾经在一篇随笔中就写道:家有中学生,全家不安宁。一个家庭,只要有孩子上学,全家所有的生活都被孩子的“读书”“成绩”控制。当然,最苦的还是孩子,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高考不搏,三年白活。天津市某小学心理热线信箱曾收到一封署名“少年老者”的信,表达了一位六年级学生痛苦的心声。(蓝运良.我虽然才上六年级,可已经老了信是这样写的:

老师和家长:

你们好!我想告诉你们,我虽然才上六年级,可已经老了。

你们别笑,我的确老了。不然,为什么年轻人应有的红扑扑的脸庞,变得如此蜡黄?不然,为什么曾一步迈上三级楼梯的脚步,变得如此蹒跚?不然,为什么活泼吵闹的心,变得如此孤寂?

我已经老了。虽然眼镜片越来越厚,但黑板上的字却越来越看不清,这不是上了年纪的人才有的“老眼昏花”吗?该记住的笔记,我虽然背了一遍又一遍,可还是记不住,这不是老年人才有的“记忆力减退”吗?

可是,六年级就已经老了,这不是太惨了吗?

太惨了,又有什么办法?为了考取重点中学,为了考取名牌中学……无可奈何,无可奈何!

然而我想,假定我们考上了名牌大学,真的成了专家学者,那会不会像孔子得意门生颜回那样,尽管“闻一而知十”,却30岁刚出头就死了;会不会像唐代诗人李贺那样,尽管人称是才华横溢的“鬼才”,却在27岁时就命归西天呢?

我已经老了,但我深知“人生有两种东西在丧失之后才发现它的价值:一个是青春,一个是健康”。居里夫人有句名言:“科学的基础是健康的身体。”所以,即使在她最忙的时候,也要陪着自己的两个女儿去荡秋千,去远足爬山。

妈妈,您既然心疼我,那么肯陪我去爬山吗?老师,您既然可怜我,那么能让我大笑一场吗?国家啊,您既然把我们看作是早晨的太阳,可六年级的我们,未到中午就已经夕阳西下,难道您不会有后顾之忧吗?那么为什么不可以改变一下考试的方式呢?

六年级,我已经老了。请帮帮我吧!

教育家鲁洁曾说“无情的现实却不时在拷问我们:当今正在‘教育’着亿万青少年儿童的学校能给他们如是的快乐和幸福吗?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的灵魂常因无颜面对这一问题而经受着痛苦的煎熬!”

在“痛苦的煎熬”中的不止鲁洁,所有的人都在痛苦地煎熬,学生、家长、老师。谁也走不出这痛苦的渊薮,因为谁也解不开中国教育的死结。几年前,我曾发表过一篇论文,是从博弈论的角度讨论新课程改革的困境问题,其实不仅是新课程改革,中国社会的所有一切,包括中国教育都是处在博弈当中。整个社会、学校、家长、孩子都在博弈,说得好是博弈,其实就是一场赌局。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教育已经陷入博弈中的“囚徒困境”,而无从走出。

在博弈论中最经典最基本的是囚徒困境分析法,它描述了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的理性人,在决策时如何都以自己的最大利益为目标,结果是无法实现最大利益或较大利益,甚至导致对各方都最不利的结局,从而陷人自己设置的困境之中的。这个博弈据说最早是兰德(Rand)公司的科学家德瑞希尔和弗拉德进行形式化的,第一次提到这个模型的是阿尔伯特·塔克尔(Tucker)。美国的庞德斯通在《囚徒的困境》一书中曾这样描述:“囚徒的困境已成为我们时代最基本的哲学和科学课题之一,它同我们的生存紧紧联系在一起。”

囚徒困境是这样描述的:两个涉嫌共同犯罪的嫌疑人被警察逮捕,如果两个囚徒都保持沉默,就缺乏他们的犯罪证据;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被判比较轻的刑罚,例如非法持有武器,判入狱1年。如果他们中的一个坦白并提供另一个人的犯罪证据,那么他就会被立即释放,而另一个囚徒就会面临30年的刑罚。如果两个囚徒都坦白并相互提供对方的犯罪证据,那么两个人都会被判入狱l5年。

很明显,在这个博弈中对二人来讲,最好的结局显然莫过于都选择不认罪,就只判1年;然而,在双方均无法获悉对方选择的前提下,必然会对自己的困境做如下判断:如果不认罪,结局无非两种,一是自己被对方指证为罪犯而被判处30年,二是被判1年;如果选择坦白,结局也是两种,一是有可能被判处15年,二是有可能因成为证人而被无罪释放。两害相权取其轻。结果双方必然都会选择坦白罪行,于是都被判处了15年监禁。出于理性人的行为选择可能性,认罪是最为合理和合算的决定。这个案例解释了何以短视地以利益为目标将导致对大家都不利的结局。亦即双方都采取最优策略时,可能整个对策系统却处于较劣的品质。

其实家长、教师、学校都普遍认识到这种给孩子增加负担,不断加压,死教书,死学习的教育的弊端,都希望能够孩子、学生、老师轻松地学习,轻松地教学,这样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更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但是,轻松地教、轻松地学不必然会提高学生的成绩,相反还可能会导致学生学习成绩的下降,而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中,学习成绩不仅仅是检验学生学习效果的工具,还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直接与学生、家长、教师、学校本人的切身利益产生联系。成绩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升学,从而可能影响到他的职业甚至一生的生活,影响到教师的工资待遇、晋级升职,影响到学校的荣誉、竞争力、经费等等。于是,当面对如何让孩子轻松愉快地学习时,学生、家长、教师、学校就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如果我(我的孩子、学校)不再做试题了,而其他学校其他人都在做,那我(我的孩子、学校)肯定考不过人家,肯定会吃亏。在这种情况下,别人如何选择就会直接对自身造成影响,而且每个人也几乎都不敢肯定别人会作出什么样的选择。于是,囚徒困境开始出现,到底是给学生减负还是给学生增负呢?因为在这个博弈中,大家都知道存在着这样一种博弈支付。

 

在这样的一种问题情境中,与理性的囚徒最终会选择双方都供认的结果一样,老师和学校最自然的选择也就是大家都没黑没夜地让学生做题,无休止地让学生“学习”。可见,老师和学校均选择不减负是这个博弈的纳什均衡(所谓纳什均衡是指一个策略组合,在这个组合中,每个局中人的策略相对其他局中人的策略都是最优的)。然而,减负又是学生、家长、老师和学校乃至全社会所期望的。这样,我们的学校教育就进入了囚徒困境。

从理论上讲,所有的家长、老师和学校都接受给学生减负是可能的。那就是减负必定能够提高成绩,或者说不存在考试和竞争。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从博弈论的角度来分析,假设有A、B两个学生,只能一个进入重点大学,那么,A会这样想,如果自己和B学习的内容、强度和负担一样,那么,他们考上大学的机会是各占二分之一,但如果自己减负,而B却在增负,那么结果就是他自己在学业上落后,导致考不上重点大学,而B却能考上重点大学。A不能确定B的态度,因此,他只有不减负,而愿增负。B也同样地考虑。在这里,减负是不稳定的,因为它不是最优策略,而增负却是每一个人的最优策略。因此,A和B都增负才是稳定的均衡状态。而且在这场博弈现实中,局中人是千千万万的学生、家长、老师和学校,构成了博弈的N方,博弈的参与者不是两个对手,而是整个社会了。他们的博弈不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而是成为了一种集体行为。而集体行为的悲剧就在于群体中的每个人都意识到这种悲剧的存在,但又无法摆脱。集体中的个人无力和整个社会博弈,不得不屈从于社会的游戏规则。因此,我们只能看着我们的孩子成天无精打采在教室在家里不分黑夜地做试题、“学习”。

走出囚徒困境最好的办法自然是改变博弈结构,即改变博弈规则或游戏规则。学校教育囚徒困境出现的原因是目前的教育的博弈结构规定了各种行动或行为的收益或好处:获得高分的会进入好的初中、高中,进入好的大学;对于老师来说,学生的升学率高就意味着其成绩大、奖金高;而对于学校来说,学生的升学率高就能够获得荣誉,得到更多的包括经费在内的办学资源。因此如果能改变这种状况,困境自然会解决。但是,改变博弈结构是一种颠覆性变革,从原点开始推翻囚徒困境成立的条件,从理论上说,这当然也是一种可能。但是,中国教育的实情决定了高考制度的长期存在,优质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决定了竞争的存在。因此试图通过改变和颠覆考试评价的基础来给学生减负,是不大现实的。当然我们还可以可以通过提高博弈参与者的理性水平、增加博弈各方的信息了解、加强博弈各方合作、进行无限次的重复博弈等途径。但由于教育活动特有的规律,进行无限次的重复博弈是不可能的,比如,能让孩子不停地重复参加高考吗?而局中人的复杂性和不可预知性,增加博弈各方的信息了解、加强博弈各方的合作也存在困难,因此在中国,学校教育很难走出囚徒困境,注定了孩子们必须在牺牲身心健康的基础上获得学业成绩,也注定了中国家长和孩子们的焦虑,乃至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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