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斌辉侃语文】(第十九期)写作并没有那么高尚

写作并没有那么高尚

文|李斌辉

 

        “一怕文言文,二怕周树人,三怕写作文”,是中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一个写照。很多学生不喜欢甚至害怕作文,也写不好作文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与我们对“作文”的错误理解和看法不无关系。张志公先生曾说:“语文教学在教育工作中恐怕算得上一个‘老大难,。而作文教学是‘老大难’的‘老大难’。”他又说:“为什么会有这么‘难’呢?我想这也许跟对待作文这件事有些不大对头的看法有关系。不大对头的看法必然会导致教学中不大合适的做法。”(《作文教学·序言》,新蕾出版社1984年版,第I页)其中一个很不对头的看法就是把写作看得过于高尚、过于神圣,赋予写作和作文太沉重的“重任”, 过分强调作文的“教化”、“载道”功能,甚至将学生的作文与做人画上等号。

        探寻中国语文教育史,甚至文学史,我们可发现作文先做人成为写作教学(甚至自古以来一切写作行为)中无需证明的一个铁律。从作家到语文教师,从所谓的“写作宝典”到课堂写作指导,都不断地谆谆教诲学生:写作就是做人,学作文就先学做人。可是,从来没人思考过写作与做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学写作就一定得先做好人?做好人了就一定能够写出好作文?作文必先做人的观点立论来源之一就是认为“文如其人”,认为作品必与人品先关联,有什么样的人品就有人什么样的作品,通过作品可以考察出作者的性格、才情,以致道德品行。这其实是文论中人品与作品风格关系的范畴。所以要写出好作品就必须做好人。在我国,许多著名的文论家都持这样的观点,如西汉的扬雄、汉末的曹丕和南朝的刘勰等。由于他们阐说,“文如其人”“作文先做人”之论便流布甚广,深入人心。作文必先做人的观点立论来源之二就是认为文章是承载道德教化的功能。受儒家思想影响,从古至今人们都把写作看成是一项神圣的事业,举世公认的伟业,如曹丕所说“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古代专门教小孩的神童诗也写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因此,必须“文以载道”。对从事写作活动的人,《乐记》曰:“作者之谓圣”,《文心雕龙》也说:“作者曰圣。”这样,文章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写作活动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作者就应是肩负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的人。那么,在用作品进行“德育”“教化”他人之前,作者自然必须“先做好人”。

 

  无疑,写作与做人是有着关联的。但是,硬是说学写作必先学做人,特别是强调“先”的时间要求,从理论和实践上看都是站不住脚的。从词源来探讨,“写”是“泻”的本字,本含“输泻、倾吐”之义,转引为“倾吐、抒发”。《诗经》中唱道:“驾言出游,以写我忧”(《邶风·泉水》);“既见君子,我心写兮”;(《小雅·萝萧》)汉代郑玄笺云:“我心写者,舒其情意,无留恨也。”皆言情意的倾吐就像水的倾泻一样。作,《说文解字》曰:“作,起也。从人,从乍。”据甲骨文,“作”本为“乍”。其字形为衣领之象,表示缝衣初作领口。《正字通》引《增韵》曰:“乍,初也。”《广雅·释诂》云:“作,始也。”事物的初始兴起,正是“作”的本义,后引申为“创造”,加“人”旁强化了人的创造意识,《周易》所谓“作八卦”、“作《易》”,包含前所未有的创造之义。我国几代领导人都曾引用庄子“作始也简,将毕也巨”的话,其中“作”也就是这个意思。可见写作的本义就是如“写水”一样表露心意、抒发胸怀,以求信息的传达或情感的宣泄和解脱,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主体个人的事,是人具有创造性的精神活动。从心理学的角度看,郁积在心中的情感一泻而出,能使主体得到精神上的愉快,这也是写作的内驱力之一。可见,写作无非就是一种情感宣泄,一种人的生命本能的需要。

  但一直以来,作文先做人之类的对文章、对写作、对作者的传统认识在今天的许多语文教师中依然根深蒂固。当然这种认识放在严肃的文学创作背景下观照,自有其意义和合理性,但如果在中学作文教学中以此来指导教学和要求学生,过分地强调作文的“教化”、“载道”功能即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必然会带来许多的弊病。比如1982年的高考作文题《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命题者的意思非常明显,就是要用这道作文题来宏扬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大多数考生都感到棘手。上海考区曾做过一次抽样检查,150份市区试卷和50份郊县试卷的作文平均分只有17. 5分(满分40分)。从试卷的分析来看固然有语言文字运用能力不高的成分,但最主要的是学生思想上缺乏正确的“忧乐观”。这能全怪学生吗?要求大部分思想还未成熟、阅历肤浅的青少年学生,身坐纪律森严之考场,心忧广阔无垠之天下,限时立成,这终究有点强人所难。一概地要求所有考生都发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宣言,是不符合实际和人的认识发展规律的,得到的当然只能是言不由衷的空话。我记得我1990年参加高考的作文是看图说话:一个妈妈带着孩子到公园,有株玫瑰花开得旺盛,小女孩欣赏玫瑰花,却被玫瑰刺刺了手,小女孩就不喜欢玫瑰花了。这年高考作文的分数都很低,原来出题者的立意是要大家去写,国家和社会出现一些不和谐的现象(刺)是难免的,但主流(花)是好的,不能因瑕而掩瑜。我的乖乖,这样的立意谁能想到啊,如果真有人想到了,我说他保准是天生的政客。还有比如某年的高考题目“战胜脆弱”。你看首先你得有脆弱,没有就得编,不仅要有脆弱,还得战胜它,如果不能战胜,那你就不是个“好人”。结果,全国考生出现了不知多少的孤儿、身残志坚的人儿。

  在这种作文等同于做人作文理念支配下,许多教师将“思想健康、立意深刻、中心突出、选材典型”作为评判学生作文的标准。比如写“我最敬佩的一个人”,有学生写“小燕子”赵薇,老师判为“格调不高”,而写刘胡兰、黄继光等历史人物的作文就受表扬。写“我的集体观”,有学生写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老师评为“不及格”,批语“思想不健康”。而学生为了符合教师的标准只好用意识形态的思想代替自己活泼的思维。用成人化的认识代替自己对世界直觉的感悟;学会了“代他人立言”,用自己的嘴和手说写别人的话,说写书本、报刊、电台、电视上符合政治标准的话。只能写光明、积极的一面,不能写阴暗面、消极面;只能写精神追求,不能写物质追求;只能将小事升华为大道理,不能写自己的真实感受,把自己当成了匡时济世、安邦治国的“说教者”和“布道者”。其后果必然是思想被严重钳制,性灵被完全束缚,写出来的作文只能是“假、大、空”。而学生在作文中感受不到“写意”、“抒怀”的愉悦感和宣泄感,从而认识不到自己在写作中的主体地位,最终导致不喜欢甚而厌恶作文。

  其实,写作没那么高尚,我们完全可以弱化写作“教化”、“载道”的功能,而强化一些作文“自娱”、“宜泄”的作用。我们不能忽视一个这样的事实,有些学生在网络上“灌水”、在日记中写出来的东西比交给老师的作文精彩得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网上、日记中他们写的东西无须承载太多的“健康”思想、“高尚”主题,在这里他们真正可以“我手写我心”,想什么就写什么,真正实现了写作的本义—如“写水”一样写出心中情意。文学史上很多作家在开始从事写作时也并不是抱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远大理想的。如果对照某些老师的标准,很多作家的作品肯定“不及格”。比如屈原的《离骚》是为了抒发自己心中的苦闷,李白的诗篇多是他怀才不遇后发牢骚的结果,这不是“思想不健康”、“格调太低”了吗? 莫言曾说,他小时候之所以想当一个作家,就是想一日三餐都吃上香喷喷的饺子,就是想娶石匠女儿当老婆。他说:“我的写作动机一点也不高尚,当初就是想出名,想出人头地,想给父母争气,想证实我的存在并不是一个虚幻。”就我的经验,写东西就是因为好玩,因为我想写,因为我写了就快乐。写作就是一种宣泄工具,就是一种娱乐游戏。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并不是写出了好文章的人,其做人就非常的高尚,其节气就非常的硬朗。大家都读过元稹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你看,诗句表达出了何等的忠贞爱情啊。其实,元稹对夫人未必就那么忠贞,他在四川就与诗妓薛涛有染,回京后又劈腿艺妓刘采春。哪像他诗中表白的那样,《莺莺传》中张生就是他的写照。还有如李商隐“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爱情誓言,并不能保证他就是一个“情圣”。而比如周作人、胡兰成之流,文章何等精妙,却落得汉奸结局。而大汉奸汪精卫早年写出气干云霄的诗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谁会想到,他后来会走一条不归之路呢?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多得不计其数。李白高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杜甫低吟“安得广厦千万间”,可是他们为了追求功名,也在京城不断地去干谒权贵。所以说作文与做人是不能画等号的。写作就是一种宣泄,一种娱乐。李白正因为要宣泄心中不满,所以才会留下那么多瑰丽诗篇。而写不出好文章的人,或者写了“坏文章” 的人并非就是道德败坏,就是一个不耻于世的人。这一点我们就无须赘述了。

  当然,写作不高尚,写作与做人保持一定距离,弱化写作的“教化”、“载道”功能,强化写作的“自娱”与“宣泄”作用,并不是说让学生放任自流,写所欲写,但为提高学生写作兴趣,治愈好作文“恐惧症”计,来点矫枉过正也未尝不可。

 

更新时间:2018/1/16 21:13:56  更新单位:原创 2017-10-09 李斌辉 大家语文点击: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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